宗谱中的虚夸与伪冒，主要与宗谱所叙的远祖世系及祖先官爵有关。从总体来说，古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宗谱，仍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等，都有巨大的文献价值。
旧族谱的一个重要学术用途，是可以应用于区域文化研究。已故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将族谱应用于客家学研究，为区域文化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
罗香林在研究中提出了民系的概念。他认为像中华民族中的汉民族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由于其居住地的广阔，各地域上的居民与不同的民族融合或相互影响，以及由于各地域上自然环境等生存条件的不同，会分化成若干不同的支系。各支系的方言、习俗乃至居民的性格等都会有很明显的特点。他把这样的支系称为民系。他所研究的客家就是这样一个民系。今天学术界对于罗氏客家研究的一些具体结论甚多批评意见，但是对于他从地域人口的来源入手来研究地域文化的这一研究方法,还是普遍给予了重视。
我们感兴趣的是吴越地区的居民及其文化。
在有文献可考的春秋时代，在长江以南，从鄱阳湖东畔一直至东海之滨，是古越族人居住的区域。古书中的越，有时是一个广义的名词，泛指楚民族以外的南方各民族。而我们所要讨论的，则是当时建立了吴国和越国的这一个民族。吴国与越国，虽然曾经是两个国家，但却属于同一个民族。这就是《吕氏春秋·知化》所说的：“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址，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西汉扬雄《方言》，也是把吴越作为一个方言区来记载的。
从近代出土的铜器来看，吴、越文字同中原文字属于同一个系统，说明他们早就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秦、汉统一中国以后，逐渐有较多的中原汉人迁入吴越地区。例如秦始皇末年,曾把浙东的越人迁到今浙西的乌程、余杭和皖南的黟、歙、芜湖、石城等地，而把“天下有罪谪吏民”迁到浙东。又如西汉吴王刘濞曾“招致天下亡命者”至吴开铜山、煮盐，及反汉失败，他又与麾下壮士数千人渡江逃亡入越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一部分，经过两汉四百年的文化融合，到东汉后期，在这一带的平原地区已是越汉不分了。但直到东汉末年，这一带的山地则仍是越族人聚居的地区，他们被称为“山越”①。
孙权建立吴国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讨平山越的过程。《三国志·吴书》中的《吴主传》、《陆逊传》、《贺齐传》、《诸葛恪传》等都有讨伐山越的记载。例如建安五年（200）孙权代孙策统领部众，其首要的军事行动就是“分部诸将，镇抚山越”。建安八年吕范、程普、太史慈等讨平鄱阳湖流域的鄱阳、乐安（县治在今江西德兴市）、海昏（县治在今江西永修县）等县的山越。建安十三年贺齐讨平皖南黟、歙一带的山越。黄武五年（226）孙权任命全琮为东安郡（治所在今浙江富春县）太守，讨平所属十县的山越。嘉禾五年（236）、六年，诸葛恪讨平丹阳郡（治所在今南京市）的山越。孙吴政权平定山越，“强者为兵，羸者补户”。仅嘉禾年间诸葛恪平定丹阳郡的山越，就是甲卒四万，而丹阳郡山区边缘地带的山越，在此之前已被陆逊等讨平。后来晋平吴，分原丹阳郡为丹阳、宣城二郡，西晋时二郡人民的总户数也不过七万五千户，由此可见原山越居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之高。
孙氏实际统治江东的八十年，是吴越区域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至晋统一中国的时候，吴越地区古越族人的汉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②。本地域古越族人的后裔融合了春秋以来陆续迁入的楚人和中原人，构成了这一地域的人口。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吴越地区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如在宗教方面，先秦吴越之俗“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东汉以后就发展成信奉道教，喜好神仙方术。这一风俗在东晋、南朝对于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又如在学术方面，东南士人擅长文辞而轻经学，直至北宋，欧阳修论科举，犹说：“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俗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
晋代以后，中国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自北向南的移民，对东南人口的组成有较大的影响。一是西晋末年，一是唐安史之乱时期，一是南宋初年。西晋末年向江东的移民，主要集中在今江苏的武进、镇江、南京及安徽的芜湖一线。这一情况由东晋、南朝设置的侨郡县都集中在这一带可反映出来。当时集中设置侨郡县的这些地区，今天都是下江官话区，而长江下游南岸的其他地区，今天则是吴方言区与徽州方言区的范围③。这一方言区界限的形成，固然由于镇江至芜湖一线在历代都是北来移民过江的上岸地，但与西晋末年的这一次移民，应有很大关系。其后，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的北方人口南迁，对吴越地区的影响也较大。曾有学者举《元和郡县志》和《旧唐书》所载苏州一州（包括今苏州地区、嘉兴地区、上海市）乱平后的元和年间与乱前的天宝年间户数之比是十万户比七万六千户，用来说明移民的幅度④。如果这些数字都确切，计算上半个多世纪中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战后苏州的人口中，移民最多只占十之一二。移民与本地居民相比毕竟还是少数，他们对这一地区语言、习俗等方面发生的影响应很有限。他们最后只能被本地居民所同化。一般来说，移民要使移居地的方言等主要文化特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集中于短时期内的、数量上占相对优势的移民运动才有可能。唐代中原向东南的移民不具备这一条件。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及南宋初年的宋金战争，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自北向南的大规模移民。由于史书上只有一些描述性的记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所以这次移民对于当时吴越地区人口成分的改变，对于这一地区当时及后来的经济及文化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尚待发掘更多的资料来加以研究的问题。而现存宗谱则无疑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资料。
国内公共图书馆所藏宗谱，大半是吴越地区的宗谱。以上海图书馆藏谱为例，该馆收藏有1949年以前的旧宗谱近12000种，其中浙江宗谱5100种，江苏（主要是苏南）与上海的宗谱2100种，安徽（主要是皖南）宗谱近700种，三省宗谱占总藏量的三分之二。这就为我们研究吴越地区的文化造就了极有利的条件。这些宗谱中的世系，大多数是明代以后的才比较可靠，但也有少数宗谱记载了比较可信的北宋世系。还有一部分宗谱，虽然仅南宋以后的世系才比较可信，但根据谱中的种种记载，可以推知该族在北宋以前的渊源。重要的问题是要作谨慎的甄别。
以我近几年浏览大量宗谱所得的粗浅印象，以歙县为中心的原徽州地区（包括现属江西的婺源、德兴），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台州地区、衢州地区，浙江南部的丽水地区，宋代及其以后的北来人口并不多。一些跨数县的大族，如果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宋南渡以前，则都是出于江南本地域。举王姓为例：徽州地区的祁门苦竹港派、婺源武口派、歙县泽富派等大族，其在本地居住的历史都可确定在北宋以前。浙东的王姓，很多都自称是晋王羲之或王导的后裔，这虽然大多不是事实，但他们居住于浙东的历史确实往往可以追踪至北宋甚至更早。苏南和浙江北部的王姓，有一大群自称是太原王祐后代，以“三槐”为堂号，也就是说，自认为是靖康南渡移民的后裔，但这不过是明、清二代统宗的结果。例如余姚王守仁家族，清代宗谱说他们是“三槐”子孙，但王守仁与其父王华的行状、墓志都说是王羲之后代，这就是说，他们家族的明代宗谱是奉王羲之为祖先的。尽管如此，三槐统宗谱的南界，基本上也还在鄞县、余姚、诸暨一线，绍兴地区南部与金华地区的王氏参与统宗的极少。此外，如徽州地区最大的姓氏主要自福建迁入，也有线索可循。
宋代的平江府大略相当于今苏州地区。史籍记载金兵入侵江南时，这一地区的居民遭到大量屠杀，例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二说：平江府“死者近五十万人，得脱者十之一二而已”。此书及《宋会要辑稿》等还多次提到南宋朝廷安置平江府的北来移民的问题。于是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南宋初年平江府的北方移民成为了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其实，李心传等人对金人入侵造成的平江府原住人口的损失肯定是估计过高。苏州地区是水乡，河港复杂，舟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过路或短期驻扎的敌军很难深入农村。发生战事时，府城、县城人口都逃难到农村，待局势稍定后又陆续迁回城中，近代的太平天国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都是如此，推想古代也应是如此。战争中，苏州城区很多民众误信朝廷守军，未能及时避难，损失会大一点；逃难来的北方人口由于人地生疏，也会有较大的损失；广大农村原住人口则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战后短时期隐瞒户口以逃避兵役、赋税倒是应有之事。而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要达九成以上。顾、陆、沈等姓氏是这一地区特有的姓氏，虽然也有在北宋以前迁于江北而在南宋初年南渡的，但人数并不多，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姓氏的人口看作是本地人口的抽样，现在这三姓在苏州、湖州、嘉兴、上海等地区的人口中仍占有相对于其他姓氏而言的很高的比例。又例如吴县与范仲淹有关的范氏家族、朱长文后裔的朱氏家族，在南宋也都算繁盛，其宗谱谱系可以与地方志等文献相参证。这些似乎都可以证明，苏州地区的人口，在金人南窜时期，根本没有经受如李心传等人所说的那样大幅度的损失。这一地区的人口密度从三国以来一向比较高，这样的人口密度如果没有大幅度减损，其所能接纳的外来人口也就有一定限度，外来人口也就不可能成为该地区人口的主体。
像吴越地区的文化渊源这样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历史学、方言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角度来进行研究，以上个人从阅读宗谱所得印象未必全面，但宗谱中的资料对于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无疑具有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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